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8月6号和9号，长崎和广岛上空久久不曾消散的蘑菇云、20万日本居民的血肉之躯，齐齐见证了原子弹——这一世界近代史上最厉害的武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就展现出的巨大杀伤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为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1950年，中国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里聚集了中国一大批核物理学家。1954年，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在综合找矿中，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说“我们也有了铀资源，我们也可以发展原子能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关于铀矿资源和核武器研究情况的汇报。在中国决定发展核工业以后，很快就落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第二件就是建立了“两弹一星”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投入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中国人是如何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故事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就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著名力学家郭永怀以身许国的故事。

在“两弹一星”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一位科学家的贡献横跨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他也是这功勋科学家中第一位烈士，他的名字叫郭永怀。1940到1945年，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数学，后又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立理工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期间与钱学森合作，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为解决飞机的超声速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被国际上公认为是PLK法，郭永怀也因为这两项重大发明而驰名世界。1955年9月，钱学森归国后，郭永怀的归国禁令还没有解除。钱学森后来回忆说，“当时科学院问我，核武器爆炸力学最合适的人选是谁？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钱学森在写给郭永怀的信中说，“我们现在啊正在为力学忙，你赶快回来吧！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向科学院管理处挂号了，当然是力学所。”

为了尽快返回祖国，郭永怀拒绝接触美国军方的军事机密，而且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他当众焚毁了多年来的研究手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怕归国途中，美国政府以涉密为名的无理阻拦。1956年9月，郭永怀一家终于踏上了归国之途。到了北京，毛泽东亲自接见郭永怀和他的家人。这一年，郭永怀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之后，郭永怀还担任了核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8年，郭永怀为主持第一颗热核导弹的试验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12月4日，他带着热核导弹的实验数据从兰州搭乘飞机返回北京。当晚在兰州换乘飞机时，他还在换乘间隙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汇报。5日凌晨，飞机在距离降落还有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不幸坠毁。失事现场惨不忍睹，唯一一名幸存者说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的公文包呢”？人们在失事现场发现了两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人，他们被烧焦了，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发现两人中间有一个皮质公文包，公文包和里面的资料完好无损。这两名逝者就是郭永怀和他的秘书牟东方，公文包里装的正是核导弹试验数据。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悲痛万分，良久不语。钱学森后来回忆道，“就是那么十秒吧，一个那么有智慧、那么有活力的世界知名力学家就这样去世了。”生与死之间就是这么十秒，可在那个瞬间，郭永怀却选择了保护装有热核导弹数据的公文包。

就在郭永怀飞机失事后的第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同日，党中央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党中央追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是唯一一位被追授该奖项的科学家。

英灵不远，浩气长存！在那个令人惊心动魄、充满激情的年代，中国的科学家们用他们的生命诠释了爱国的内涵。正是因为有郭永怀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科研人，以身许国，奋勇向前，为了祖国向最高端的科学未知领域不断冲锋，中国才能在国防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不断突破。历史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英雄功勋彪炳史册，先烈精神光耀千古！